陳健民/吳靄儀/李卓人:國安法殺到 香港人如何抗爭?

國安法在7月1日正式實施,意味著一國兩制告終。香港的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也隨著北京對香港事務的直接干預,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而法案的倉卒實施,更令人不少人未能充分理解條文細節內容。到底國安法的可怕之處在哪?在極權臨近的年代,抗爭之路又應該何去何從?

職工盟社會事務委員會早前舉辦了「國安法殺到 香港人如何抗爭?」講座,並邀請到大律師吳靄儀、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和前中大副教授陳健民三位講者。三位講者皆活躍於社會運動多年,並曾因參與社運被捕及檢控。這次他們會為我們分享國安法對香港的衝擊,以及公民社會的應對策略,以下是講座的內容整理:

(一)吳靄儀:國安法對香港法律體系造成的衝擊

(二)陳健民:公民社會在極權下的抗爭

(三)李卓人:活在真相中 堅守陣地不退縮

(四)問題環節

(五)總結

 

吳靄儀:國安法對香港法律體系造成的衝擊

大律師吳靄儀執業多年,但亦直言國安法對她而言是前所未見。她以大律師公會的聲明為切入點,指出國安法與現行法制的差異,並且以當中某些條例去解釋國安法如何衝擊香港法治。

國安法與現行法制的差異

《基本法》在一定程度上,賦予、保障市民的自由,例如言論自由等,市民的舉動鮮少會構成犯罪,而以言入罪更是不常見。然而在國安法下,不但是言論,甚至是思想也可能被認為是犯罪。就算情節不甚嚴重者,仍有最低刑罰在等著他們。加上,條文裡清楚寫明,國安法的最終解釋權在於人大,且當與香港法律相抵觸時,國安法應是優先被考慮使用的法律條文。以上種種都代表了,在國安法面前,香港原有的任何一條法例都不能再保障市民。在這樣幾乎沒有行為是保證百分百安全下,以下所提供的資訊僅供參考,而非行為準則。

但這是否等於批評國安法便屬違法呢?特首林鄭月娥早前說過,批評國安法屬於言論自由,我們姑且可以先相信她。此外,有人認為此時討論國安法已無意義,因為事情已成定局,但其實最重要的是眾人的態度。要知道,當大家的權利、自由受到侵害、妨礙時,大家是有權去反對的,只是人們在抗爭時應該知道抗爭的目的和對象。

 

國安法違背法治原則 非人人可見

港版國安法總共有66條條例,除了官方發佈的中文版外,還有新華社翻譯的英文版,條文頗為複雜,然而,單單瞭解條文並沒有用,因為條文最終的定義是由當權者解釋和執行,任意性較高,所以一般人無法挑戰。雖然如此,但條文的內容還是需要各位仔細查看。以下的內容我將會由大律師公會聲明的要點切入,去簡單解釋國安法的某些條文。總而言之,千萬不要把這些話當作金科玉律,只是當作一個瞭解國安法的起點就好。

首先,大律師公會的聲明中提到,國安法是違反法治文明的。其原因是在於它在沒有經過諮詢、條文未明的情況下便生效,而生效翌日(7月1日)即有10人因國安法被捕,這樣完全不給市民時間去消化,便立即執行法令的做法,實屬罕見。除了普羅大眾無法事先查看條文內容,就連法官、律師、大律師、專業人員也無法得知。所以,普通市民無法諮詢以上人士,何況條文仍需時間消化、研究。以香港過往為例,在法例通過後,需要由特首、律政司或官員刊憲,告訴公眾生效日子。而法例通過至生效之間的時間,便是政府的準備期、市民的緩衝期。另外,根據香港法律,中文和英語都是香港的官方語言,所以法律也應該是雙語的。但作為法律,國安法一開始只有中文版,沒有英文版,以至於刊憲後,仍然會有人不知此法的重點何在,由是,它根本不符合法治最基本的定義:法律是人人可見的。

 

國安法凌駕《基本法》 司法獨立盪然無存

此外,大律師公會發現,國安法大量內容與《基本法》相抵觸,所以,實際情況應該怎樣去執行呢?國安法中第62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本地法律規定與本法不一致的,適用本法規定。」這正正代表了國安法能夠淩駕香港法例。香港法例以往能夠保障的東西,譬如48小時內能夠讓嫌疑人保釋或提堂等,市民將不再擁有。而且,當國安法與《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的內容有抵觸時,那麼是否代表國安法可以淩駕《法案條例》?或者不需要理會香港的「人權」,隨心所欲地執法?而事實似乎是國安法高於香港的司法系統。

同時,國安法有不少令人細思極恐的細節內容。在國安法55-57條下,國家能夠對案件行使管轄權、審判權,換言之,相關案件可以不在香港審判。可是當中連移交的流程都沒有,但事實上,國安法卻不是移交條例。而第65條,「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沒有像《基本法》158條那樣,把法例授權給香港的法院去解釋,換言之,在國安法下,香港法院的角色變得模糊。另外,第44條,「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應當......指定若干名法官......負責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凡有危害國家安全言行的,不得被指定為審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法官。」如此,如果嫌疑人被指控違反國安法,但法官判其為無罪,那該法官算是做了「危害國家安全言行」嗎?而且,那些法官真的是特首親自指派的嗎?加上,在過往需要經過法院授權才能進行的竊聽工作,現在只需特首的批准,「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便能竊聽有關人員。除此之外,國安法的量刑不單有最高刑罰,還有最低起點,而且大多數的最低刑期為三年,但以往,法庭是可以視乎實際情況去判刑的。面對如斯境況,不禁讓大律師公會擔憂,司法獨立是否仍存在?

國安法中最為人矚目的莫過於「分裂國家罪」、「顛覆國家政權罪」、以及「恐怖活動罪」。「分裂國家罪」相信港人也略有耳聞,它所涉及範圍均十分廣闊,除了組織、策劃、實施或參與實施分裂國家或破壞國家統一行為,煽動、協助、教唆、資助相關行為亦屬違法。而「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性質與前者頗為相似。更甚者當屬第三項,範圍以及性質更為空泛。已知,為恐怖活動或恐怖活動的人員提供支援、協助、便利均屬觸犯此法,但究竟甚麼才是恐怖活動呢?怎樣又才算得上是提供支援呢?

總的來說,在國安法下,大家所講的每一句話,做的每一件事都有可能違法,例如書包裡面有一面含有抗爭標語的旗幟,也可以被判定為干犯分裂國家罪,但被捕者連為自己辯護的權利都被剝削,而最低的刑罰卻已經非常嚴重。雖然如此,但千萬不要盲目從眾,應當親自去瞭解國安法的內容,保持批判的思維,不停地去發問、反對當中的細節,否則只會讓當權者達到其目的,讓所有人噤聲。

 

問1: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的聲明中提到,特首需要先諮詢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才能指定若干法官,而指定法官時應該以其司法和專業才能為唯一準則,不應有任何的政治考量,吳靄儀您會怎樣去解讀馬道立的聲明呢?

答(吳靄儀):馬道立是根據基本法、司法獨立去回應,而並非按照國安法。根據基本法,所有法官都是透過「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去任命,所以只能把專業資格當作考慮因素。加上,法庭指派哪位法官去審理哪些案件,完全是根據司法機關的內部安排、決定。司法機關不會為司法以外的因素去指派法官去審理某些案件。所以,馬道立已經盡力將最重要的資訊透過聲明告訴公眾。

 

陳健民:公民社會在極權下的抗爭

陳健民,前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在13年發起「佔中」運動,致使後來的「雨傘革命」。他在19年被裁定「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及「串謀犯公眾妨擾罪」等罪名成立,判監16個月,並於日前出獄。他在出獄後,仍致力於民主運動,在講座中,他講述了在全新的格局和國安法的衝擊下,香港的政治形勢會有怎樣的變化,以及香港這個公民社會能怎樣去抵抗極權。

國安法影響難以定論 港人需作最壞打算

政府以及相關人士常說,不少西方國家也有類似國安法的法律,為甚麼香港人會對此如此反感?那是因為那些政權的國安法有民主可以制衡。當政府擁有如此大的權力(國安法),但卻沒有任何可以制衡它的工具時,結果不堪設想。

言論自由很容易觸動到國家安全,所以怎樣才能平衡國家安全和公民權利呢?答案就是有沒有引起即時的危險和使用武力。我曾經看過某位加拿大學者的文章,當中提到,分裂國家理應是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可以想像,沒有分裂國家的思想,公投應該怎樣進行?所以,只要沒有使用武力和引起即時的危險,這些分裂國家的討論應當是允許。但這樣的文章出現在香港,作者隨時被捕。

國安法會帶來的影響其實很難有定論,因為此法才剛成立,需要有案例出現,才能有更深入、準確的討論。但大家應該都知道,某些政黨已經解散,某些教會領袖因懼怕其言論會觸犯國安法而下架了一些網上文章,一些支持內地建設公民社會的人員深陷離或留的兩難局面。

為了建設公民社會,我已經在內地國安法下工作了十多年,可以見到,內地很多維權人士只不過是要求政府公開解釋,為什麼會有豆腐渣工程、三鹿奶粉等,卻被控顛覆國家罪,幫他們辯護的律師也會遭到同樣的對待。他們面對的情況是,在被捕後,很長的時間內不准保釋,不能找律師,甚至嚴刑逼供,所以身處香港的大家,不應心存幻想,而是要做好心理準備。

 

波蘭與捷克:堅守信念 深信道德力量 靜待時機反抗

我覺得香港的情況越來越像在共產政權操控下的東歐:一個外來的政權,通過傀儡政府去管轄公民社會底下的人民。然而,那些人民是怎樣去回應高壓的統治的呢?當中最突出的例子莫過於捷克與波蘭。

1968年,捷克出現了一場政治民主化運動,後稱「布拉格之春」。當時的共產黨書記亞歷山大·杜布切克表示,要建立一個比較人道的社會主義。但蘇聯隨即揮軍直入,清洗捷共,運動遂以失敗告終。這樣的事情其實在更早前已有發生。1956年,匈牙利也曾爆發過一場革命,亦遭到蘇聯軍隊鎮壓。只是匈牙利的革命模式頗為有趣,他們並不是以公民社會的方式去抗爭,一些自由派分子趁機加入共產黨內部,力爭上游,然後推動政權的自由化。要不然,大家也可以嘗試加入民建聯或工聯會等組織,推動自由化?但這樣做的成功機率可謂是微乎其微。

捷克歷經清洗後,一些自由份子在1977年,公佈了《七七憲章》。後來,劉曉波的《零八憲章》都是受到《七七憲章》的影響。其實,捷克的公民社會不大,《七七憲章》只有三百多人簽署,均是社會上的一些有道德名望的人。那些人憑著他們的道德勇氣,陸續出版了一些地下刊物。他們十分謹慎,沒有在當中提及民主,只是言及自由等概念,卻還是陸續被捕,尤其是擔當發言人者,只不過,這也在他們的預料之內。舉個例子,當團體單車賽遇上逆風,隊員們便需要輪流上前擋風,讓其他人可以休息。《七七憲章》的情況與團體單車賽頗為相似,發言人被捕時,其他人就頂上,輪流頂替,他們一直用著這種堅強的道德力量去控訴著政權。

當時的捷克社會仿佛存在一個平行時空(parallel society),因為人民不覺得政府是屬於他們的,也清楚知道政府的操作、謊言。人民只能透過文學、音樂創作來抒發他們心中所想,而劇作家瓦茨拉夫·哈維爾正正受到這些音樂啟發:生活在真誠裡。所以,當我們什麼都沒有,但仍然可以說真話,就可以產生道德力量。捷共之所以會在1989年被推翻,很大程度上也跟流行曲創作有關。因為創作者不能容忍居然連流行曲也要送檢,所以便與其他團體結合起來上街抗爭。

至於波蘭,「團結工會」的事跡可謂是傳奇。但為甚麼團結工會會如此有生命力?因為,就算所有反抗的組織都被消滅,但只要剩下的人仍然有信念、肯去思考、討論,這個運動就不會死,它是不會被組織的形態而去決定它的生命。所有波蘭國民在這場運動中都覺醒起來,共同賦予它生命。

另外,這個工會不只限於工人,不會只用工人的角度去思考問題,而是把知識分子和工人連結起來。他們看到1956年匈牙利和1968的捷克前車之鑒:革命搞得太張揚,最後直接被蘇聯派兵進駐。由是,團結工會透過種種自我制約的運動,即是不觸動某些底線,讓運動持續下去,和天主教聯合起來,跟政府談判。雖然團結工會在選舉中大勝,與蘇聯的變化有莫大的關,但波共最終也是被人民所唾棄而推翻。

不少人曾經或現在生活在國安法下的恐懼中,面對著同樣嚴苛的法律,他們要組織起來是十分困難的,但他們堅持在自己的脈絡下,發揮他們的智慧。在無法公開去衝擊那些不公義的東西時,不代表甚麼也不能做,可以維繫著屬於大家的平行時空和道德感,到機會來臨時,大家會做得更好。

 

問2:比較澳門、內地和香港的國安法,哪個更為嚴苛?

答(吳靄儀):香港的國安法較澳門的更為詳細、全面,因為香港的國安法較為對號入座,簡直是為香港情況度身定做。所以,不需要和澳門的情況去比較,而應該去看哪一個較有針對性。

另外,為甚麼律師會對國安法如此反感呢?因為它違反了法治的根基。有法治在,權力就不能被任意行使,所以立法要清晰,而且要前瞻,不能顧後。而國安法充分體現了權力的任意性。

在以言入罪來說,國安法是對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的一個沉重的打擊、破壞,令到草木皆兵。國安法賦予了當權者一個強而有力的工具去震懾香港人。所以,在國安法底下,除了可以參考一些過往的實例,還可以加深人與人之間的信任。

答(陳建民):我當年看過昂山素姬的一本著作,當中提到了專制政府對人與人之間的互信精神的破壞。根據緬甸的習俗,緬甸人喜歡在入夜後串門子、吃宵夜,但軍政府實施宵禁後,大家不能再維持這種習俗,人與人之間的網絡受到侵蝕。可見,專制政府的控制,不一定只令制度受到破壞,民間社會也會有改變。所以,單單政治層面上的抵抗是不足夠的,大家應該也要致力抵抗政權對社會上其他範疇的侵蝕。

 

李卓人:活在真相中 堅守陣地不退縮

李卓人是職工盟秘書長,多年來傾力於勞工權益以及民主運動。而早前,他與吳靄儀同樣在4月18日,因組織及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為由,被警方拘捕。他在以下的篇幅將以其豐富的工運知識去解答,香港的自主工運在應對未來的新局面時,可以怎樣繼續發展的同時,也能夠守住抗爭空間?

 

抵抗恐懼 以國際道德力量抗衡暴政

國安法的訂立就像一個大報復一樣,相關人員參照以往示威事件中的種種,仔細訂立對應的條文,目的就是要製造白色恐怖,震懾香港人。大家最重要的是在思想上、心理狀態上抵抗恐懼。

我比其他人都多了一份責任,需要去承擔更多。而大家同樣應該要做的是,向目前的政權展示,我們香港人並不懼怕。一些原則上的東西,例如言論自由,大家也不應該退縮。至於國安法中的「篤灰」條文正正是要摧毀香港人之間的信心,所以,大家除了不退縮,更應守住內心,活在真相。能夠做到這些基本的事情,而逐漸累積更多人加入到這個行列當中,這樣便是一個不容小覷的勢力。

以我的經驗,中共向來懼怕外國勢力,所以這個時勢並未完全黑暗。因此,我們可以刺激外國的道德力量去對抗中國的專制。而工會只要能守住人心,讓實力不斷壯大,將來有朝一日便可以把這些發揮出來。就像團結工會曾經轉戰地下,卻也能讓會員的心一直團結在一起。

現存的希望是,每個人堅守自己的崗位、陣地,不退縮,這樣便已是道德力量的感召。同時,在現在這個艱難的環境,保持忍耐的態度,不需要每時每刻都想著要打倒國安法。剛才陳健民說提到的輪流頂替的概念十分可取。這樣的時勢,很容易便需要負上法律後果,所以不需要那麼多人站出來挑釁,每次出幾張牌就可以。

 

問題環節

問3:怎樣去維繫講真話的勇氣?

答(吳靄儀):應該以理服人,在轉述香港情況時,盡量道實情,而非一些帶情感色彩的字眼,才能讓人信服。

 

問4:香港的抗爭活動是時候需要轉戰地下嗎?

答(陳健民):受到打壓、面對不公義時,才需要轉戰地下。舉個例子,現在到外國遊說它們,令到它們以敵對的態度對待中國,已屬勾結外國勢力。實際上,國際之間的聯繫不需要斷,可以透過本地NGO與外地NGO的聯繫,讓外地NGO跟當地的政府提及,從而為香港人發聲。不需要因為這個法例的打壓而把自己孤立於世界之外。

答(李卓人):現在需要做的是爭取更多人參加到自己的陣營中,並且參加一些國際的活動,把香港的處境轉道給外國。

答(吳靄儀):時至今日,政黨的功用究竟是甚麼呢?有組織的存在,便能將經驗流傳下來,實力更容易壯大。但要自問,你現在所做的有否違反你的初衷。

 

問5: 到現在這個地步,能否說是「法治已死」?我覺得法律精英與年輕人有很大的分別,年輕人問「法治已死」,其實只是希望得到法律精英的認同;但法律精神一直要跟年輕人糾纏,認為大家應該依舊相信法治。是否因為法律精英們不斷堅持法律有險可守,所以才導致國安法的出現?

答(吳靄儀):我絕對沒有不同意年輕人說的「法治已死」,我也明白你們的感受,因為現在法庭根本沒有表現出維護法治的精神,一樁樁案件的審判結果也是不公義的。但我覺得你所講的話太多數是以情感為上。為甚麼我會是你口中所謂的「法律精英」呢?還有,為甚麼法律精英們不支持「法治已死」的講法,就是幫兇?我不能明白你的邏輯。只是,我認為,雖然法治已死,但大家仍有各自應該要做的事。難道法治已死,我明天就不出庭?我就不再為長毛辯護?這些就不算行動?難道做這些事情就沒有意義?如果你覺得沒有意義,我也不會反對你。但身為大律師、律師,我們的專業是圍繞法律的,我們真誠地、用心地去做,不會當法律是一個把戲,所以就算全世界都認為「法治已死」,但我們不能這樣認為。為甚麼法律精英一定要承認法治已死?這樣做,對大家又有甚麼好處?

 

問6:本來的最壞打算是在7.1後,警方會先行拘捕比較有威望的抗爭人士,但他們居然連普通人也不放過。另外,我的朋友圈大約一半人因為怕違反國安法,已經噤聲,不再敢叫口號。所以,我想問,做人應該要較為圓滑,還是較為堅定?此外,根據剛才陳教授的講法,民主抗爭中,一向都有溫和派和激進派之爭,國安法的出現是不是因為年輕人太激進?

答(陳健民):正如我先前所說,面對著這樣的政權,沒有絕對的解決方案,可以根據每個人的條件而有不同崗位。我回想起內地維權律師之間的爭論:有部分人覺得,內地的法治已死,所以抗辯也不應遵循傳統法庭內的模式,而是應該把爭論點帶到法庭外,引起傳媒、外國廣泛關注、報道;但亦有人認為這樣的廣泛報道過激,會害了被捕人士。但結果兩批的律師最後都被捕,流落海外。所以哪些方法才對,不需要去計算那麼多。晚清,溫和有如康有為、梁啟超等改革派,最後又如何?

答(吳靄儀):我覺得只要現在這個民主運動是我所認同的運動,那麼我該想的是,我可以怎樣才能對它作出最大的貢獻。我的建議是,你想對這個運動作出甚麼貢獻,而自己的貢獻是有助還是會損害整個運動?對我來說,我不認為兩派存在鬥爭。如果沒有兩百萬人上街遊行,世界不會為之驚歎;如果街上沒有火光熊熊的景象,也不會對世界造成壓迫感。所以,勇武和溫和兩者互為互補。整件事不是完全因為勇武太過勇武,也不是因為溫和太溫和而造成,因為有很多是中共內部的問題。

答(李卓人):不要過度退縮。

 

總結:堅守初心不退縮 伺機靜候抗暴政

時至今日,國安法已取代「送中」條例,成為大家心中最大的疑問和恐懼。沒有人會知,我們究竟何時才會遇到曙光。然而,千萬不能因為懼怕,而喪失發問的能力和退縮。就算面對這樣蠻橫的法治、政治壓力,抗爭空間也進一步收窄,只要我們仍然堅守自己的初心,時刻保持批判的思維,集合大家的道德力量,去感染更多的人,共度時艱,終有一日,這些醞釀已久的力量一定能夠迸發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