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來時路——「組織工作反思」分享會

在職工盟任職17年的統籌幹事陳昭偉,在離任之際,反思他的工運生涯,並與運動仝仁分享。在討論中,他就著組織者的角色、工運少數堅定者與群眾的關係、職工盟的工運經驗三方面提出反思。本文僅整理其中一些觀點,以嚮讀者。

個案工作是工會的主要工作嗎?

由個案工作組織工人,從中轉化工人的意識,算是香港工運的「常識」之一。然而,為工友打官司打出稱號「陳律師」的昭偉,卻要挑戰自己的經驗。

「我做個案算是成功了——例如我曾幫一宗個案的工友東奔西跑,到高等法院上訴,結果上訴成功,他捐了兩萬元給職工盟。」可是,「個案中的工友總認為自己是苦主,只是來尋求協助,一旦服務完結,就認為這種關係已經完結。而組織者所付出的服務,包括上庭、文件準備等支援,是不合乎成本效益的。」

這是必由之路嗎?「我搜索工運文獻,美國有較多關於工運研究的書藉,但我從沒找到透過個案工作建立集體力量的例子。」昭偉如是總結:「在90年代,工會復興是美國工運討論之一,其中一個討論是指工會花過多時間做個案,而非組織未被組織者(organize the unorganized),令工會在職場間難以守住據點,增加工會在整個行業的佔有率,因此提出工會要由服務形態,轉為組織的形態。

「這令我反思到,個案無法轉化為集體力量。另一問題就是,不少工會要以「湊」的方式去跟進,要職工盟派職員協助其運作。有一些工會幹事負責組織和倡議工作,但仍有不少是由同事承擔大部分會務。

「工盟以往聘請的組織幹事,多於九成是跟進這些工會,也曾有同事推動工會發展的例子,但投放這麼多人手支援屬會,忽視了工盟作為總工會的很多功能,像是倡議、培訓等職能。

這導致職工盟一些重要的發展面向難被顧及。因此屬會自立的概念在約2010年被提出,因為工會應該能自己持續發展,才是健康的形態。」

抓緊角色,乘浪而上

昭偉的論點,挑戰了既定的工運經驗,卻回歸工運的初心,他強調:「組織者的責任是在於組織工作,包括:職場組織、發掘行內議題及建立集體反抗,這是我認為的工會幹事本位。」昭偉談到《No Shortcut》一書中,作者將工運模式分為倡議模式、動員模式、組織模式 。組織模式以美國ALI-CIO為例,強調紥根職場,做好組織,用罷工行動多於上街抗議。他認為工運應聚焦於組織過半數人進行罷工,昭偉曾深受這種模式影響。

就像2013年碼頭工潮,若不是早年創立工會,打下基礎,也不會爆發罷工。然而,七年之後,他也有新的反思:當年工會是否太害怕成為「militant minority」?「當年工會的取態,為免流失主流工友和大眾的支持,不免採取了較溫和的路徑。我們那時常被國外工運人評為「militant minority」,我們總對此心戒懼。但如此一來,可能反而流失了少數人當中,那些可以發展為工會積極份子或領袖。」

在香港的脈絡,究竟工運要組織絕大多數,還是組織少數堅定者?這是全世界工運都討論的問題。「最近我再看了《Red State Revolt》,入面談及了工潮成功,並爭取廣泛教師罷工的經驗。這場罷工最後發展成三個州份的教師大罷工,有趣的是,真正發動罷工,並非工會會員或理事,而是新加入的少數堅定者,他們善用工會的資源去帶領罷工,原有的工運領袖反而沒有發揮帶領角色。」

「在香港的情況,如果只期待大多數的罷工,不知等待到何時。」曾經主張「組織模式」的昭偉如此說道:「三種形式的互相配合,不獨沽一味,明白每種模式的局限,工會才有出路。」

「反思工人團結性如何建立,是工會必須處理的問題。」

參考資料:

  • 陳昭偉〈個案工作是工會建立集體力量的必由之路?〉,《立場新聞》
  • 陳昭偉〈論工會的「本業」〉,《立場新聞》
  • 陳昭偉〈談屬會自立的前世今生〉,《立場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