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國製造」走向東南亞 — 印尼手機業工人的剝削

 

近年,中國的智能手機產業大舉進佔世界市場。在過去短短數年間,中國大陸四大手機牌子:華為、VIVO、OPPO、小米已在手機業市場取得重大份額。單是於2018年第四季,已合共在全球手機市場中佔有百分之三十七的銷售量。當中,印度、印尼等人口眾多,而智能手機市場尚未飽和的國家,則成為了這些手機公司重點的市場開拓對象。

與另一個生產大國 - 印度狀況類似,印度近年來,多次向進口的智能手機提高進口稅的政策,成功迫使各大手機公司在印度當地開設廠房;印尼政府同樣類似政策,吸引手機公司在本國設廠。印尼政府2017年1月實施規定,智慧型手機及4G平板電腦的四成零組件,必須於印尼當地製造才能販售,不配合此規定之進口手機將因此失去印尼市場。印尼政府希望藉此將印尼變成智能手機生產的重要基地。

 

為競逐印尼的手機市場,目前四大中國大陸手機公司都有在印尼開設廠房,或有代工廠房替其生產手機,包括有小米在廖內群島巴淡島中設有代工廠房,該廠與總部同樣設置於巴淡島的Sat Nusapersada合作,該廠僱用了1000名工人;OPPO在2014年時,於印尼鄰近雅加達的唐格朗設立佔地3萬平方米的工廠,並於2015年第一季開始生產;華為目前在印尼泗水附近的Sidoarjo亦有工廠;VIVO在於2016年年底,在印尼的萬丹省Cipuka市設立第一所工廠,並於2017年年末擴張興建第二所工廠。

隨着投資和生產規模擴張,在當地也招請大批本地人口就業,單以VIVO為例,在2017年第四季,已有接近14,000名工人在旗下工廠工作,當中多數是本地人口。與此同時,產業急速擴大,也導致勞資衝突發生。儘管印尼在民主化後,在勞工法規上大幅度修改,以保障工人權益。當中包括《工會法》確立保障獨立自由的工會組織存在及進行集體協商的權利,以及廣泛地對工時、最低工資、童工及女工、裁員解僱保障加以規範的《勞動法》,並設立勞工法院處理勞資間的產業爭議。但在法規執行上,卻往往為人垢病,在數十萬工人聚集的工業區內,往往只有數十個負責檢查法規的政府官員。工人往往面對低薪、缺乏健康保障、以及不良的工作環境,沒有解僱補償,更遑論醫療保健、薪酬調整等保障。

身處於不合法僱傭關係下的「法外工人」,往往最受缺乏法律保障的危害,成為資方推卸保障員工責任的犧牲品,既令工人無從獲得保障,也使得工人整體蒙受不公平和分化的對待。早在2013年,華為在印尼的投資便已引發當地工人在雅加達的示威。示威工人不滿華為資方在沒有適當的許可下僱用非法的外來華工,違犯當地的勞動法規,並且解僱了對此抗議的工人。在印尼,外籍工人需要取得工作證明,並且須為有一定期限和性質規範的定期契約員工;而出現不符合法律許可的外籍員工,既使外籍工人須為定期契約員工的期限規範形同虛設;而本地工人也被放置於不公平的對待。雖然事後有五名來自中國的工人和一名來自埃及的工人,被工廠所位於的泗水移民辦公室扣留問詢,華為和示威工人各執一詞,華為指事件為誤會,示威者則指稱這僅僅是冰山一角,僅有小部份工廠是完全合乎政府的勞工法例規定。[1]

中國對印尼的資金和人口流動,已經在印尼社會引起極大的關注。社交媒體分享工人在蘇拉威西島上抗議的片段,該片段指稱有關工人是在抗議非法中國工人前來印尼搶奪本地工人的工作職位,以致政府官員需要僻謠澄清,有關示威議題是有關工資而非中國工人。而人們擔心在各機場不斷湧現的免簽證中國遊客,往往是非法工作的人口[2]。儘管政府表示歡迎法律許可下的外籍工人前來印尼工作,並相信他們能夠提高本國工人的工作技術,並強調他們會隨着契約完結而返回來源國,但由於前述印尼的社會背景,勞工法規未能貫徹實行,有關的官方說法相信備受挑戰,而實際在印尼工作的中國工人相信亦遠超官方的統計數字,即使已在2018年的統計數字,在印尼的中國外來工人數目已佔據第一名,其增長幅度遠超其後日本、新加坡、印度的外來工人。

隨着勞工意識覺醒,勞工抗爭頻繁,勞工政策在國家政治內也有着重要位置。在2012年和13年的大罷工,有數以百萬計的勞工參與其中,遍及全國各個工業區,其抗爭議題同樣遍及薪資、待遇等各個範疇。而到了今年大選,外來工人的議題亦捲入其中,反對黨的總統候選人普拉博和亦批評應以本國工人為先,"we are not anti-foreigner but we need to take care of our own people, if we open our door to foreign workers, then what is left for us?",隨着中國的海外投資規模會越來越大,相信亦會在印尼惹起更大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