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冊:弱者的武器

記得有一年的年三十晚,我沒有跟家人食團年飯,原因是收到一間酒樓員工的求助電話,指老闆突然失蹤,薪金遣散費全沒支付。

數十名工友不肯離開酒樓,擔心一走就永無著落,希望工會可立即派員到場協助。這類事件在酒樓業界無日無之,一雞死一雞鳴,老闆拖欠薪金貨數租金,結束業務後隨即另開新鋪,其實離場前已撈一大筆。以往工會就是靠公司查冊,要找出老闆是否還有經營其他業務,輸入老闆資料便一目了然。

一旦有發現,被拖欠薪金的工人就可帶同橫額示威牌「登門拜訪」,無良僱主無所遁形。現在政府改例收緊公司查冊,變相令工人無法確認董事真正身份,令拖欠補償的老闆可以輕易金蟬脫殼,逃之夭夭。

工人無計可施,只有死死氣排隊一年半載申領「破欠基金」,由政府公帑補貼無良僱主出糧。「有汗出,有糧出」,本應天公地道,但在香港這個法例不健全的社會,原來也非必然。公司查冊便成為弱勢勞工可以倚仗的僅餘武器,令老闆有所避忌,不能胡作非為。日後查冊被收緊,董事資料殘缺不全,工人無從監察,無良僱主必定更形猖獗。

查冊制度收緊,也不限於公司查冊,而是全方位規限。前港台記者蔡玉玲因追查元朗7.21事件白衣人車牌資料,被控虛假陳述,是首位記者因查冊被入罪。記者透過查冊替公眾監察權貴,過往例子多不勝數,包括揭露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寓所僭建、鄉議局主席涉及套丁醜聞等,日後傳媒擔憂踩中地雷,禁止記者查冊,權貴豈不是從此可安枕無憂?

在任何文明社會,資料自由流通和公開,容許公眾監察有權力人士,是體現社會文明的重要指標。特別在香港,本身己被剝奪了民主,市民無從透過選票改變社會,透過不同方式查冊,揭露權貴種種惡行,便成為弱者最常使用的武器之一。現在政權千方百計,要從我們手上連這僅餘的武器也奪去,動機不是顯而易見嗎?

(Photo Credit: 端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