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運領袖故事
香港獨立工運先驅司徒華

 撰文:潘天賜



司徒華,人稱「華叔」,40歲後才搞工運,卻是香港獨立工運的先驅。之前,他是津貼小學校長,是學校裏的領導。1971年,政府削減文憑教師起薪15%,除了首當其衝的師範學生曾罷課抗議外,在職教師大多敢怒而不敢言。當時能代表教師的,有「香港教師會」,屬右派工會,對減薪事不吭一聲;當任職官校教師的「香港政府華員會」會長錢世年 倡議組織一個新教師工會(教協)時,華叔即響應,加入了籌委會。


華叔相信這次教師如不起來抗爭,以後將淪為二等公僕,以後有能者均不會樂意投身這個行業,受害的是下一代。華叔明白,教協才處於籌備階段,要團結教師進行抗争,必須擴大團結,於是組成了「香港教育團體聯合秘書處」,作為當時抗爭的領導核心,成員除教協和剛成立的「官立學校非學位教師職工會」 外,還有各師範校友會和學生會等共13個團體。經歷了兩次各一日的罷課後,政府終於透過三位宗教領袖(也是三大主要辦學團體的領導)與華叔談判,文憑教師恢復了原有的起薪點,頂薪還多加了兩點(但需經歷三二二制) ,可說是大獲全勝。

當時很多官校教師不滿意三二二制,傾向拒絕政府的建議。華叔倡議用全民投票決定是否接受,結果八成以上教師願意接受,再在最後一次緊急大會上通過接納政府建議。


因為最後的意見分歧,官非會和教協的關係出現困難,很多官校教師都沒有加入教協。當時有部分官非會的領導對教協相當敵視,但華叔反覆向教協理事說明「有容乃大」的道理,以團結為重,面對挑釁也不還手,還形象地說:「我們絕不打第一、二、三槍。」


教協成立初期,有幾件事值得一記:
1. 高思廉事件──會員高思廉,因乘的士遭司機強收手提行李費而起爭執,卻給警察控以阻察辦公和襲警等罪,在警署打電話向教協求助,華叔立即親赴香港仔警署給他保釋,並協助他找辯護律師,最後打脫被控罪名。即使會員的個人私事,華叔也全力給他支持。後來,高思廉成為了教協投訴部理事,直至退休。
2. 鄧閣堅事件──女教師鄧閣堅,因懷孕請病假給學校解僱,教育署沒有阻止,結果教協支持她控告學校,獲得賠償至學年結束的全部薪酬。
3. 1979年國際兒童年,教協聯同社聯和社署等機構,主辦了連續兩日的嘉年華會,在理工大學的平台舉行,參加人數逾萬。第一日結束後,工作人員報告厠所淤塞,華叔二話不說,拿起厠所泵便通起厠來。其親力親為,可見一斑。

 

創會之始,華叔即提出了四句口號:「加強團結,擴大團結,改革教育,爭取權益」,作為會務方針。在這方針下,教協確立了工會、教育團體和社會團體的三重角色,三方面均衡發展,才有今天的成就。


華叔辦教協,沒有照走西方工會的路,而是自行探索,發展出自己的模式。由於香港缺乏保障工人集體談判權的立法,工人很少參加工會,加上教師並不自視為工人,較多傾向視自己為專業人員,對工會組織的認同感較弱。為了吸引更多教師入會,華叔一早確認會費不能過高。舉辦活動,必須自負盈虧,不靠會費津貼。


教協辦福利服務,始於華叔初期一問:「我們會員多達9千人,有何方法可令會員每年除了交會費外,最少還接觸會一次?」於是從會員日常生活所需想起,效法左派工會,以較便宜的價錢把會員所需物品賣給他們。由菊花精、雞精、電子瓦礃、餅卡開始,發展到今日的超市,除了賺取利潤支持工會的發展外,更為加強和擴大團結會員,奠定了基礎。



1990年,華叔與劉千石一起創立了職工盟,為香港的獨立工運,開創了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