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陳虹秀與劉家棟:社工置身於命運共同體中的日與夜

社工一直在大眾眼中的工作,離不開「幫人」、「輔導」或「解決問題」,維穩彷似與社工劃上等號。在2019年反送中運動中,社工被重新定義,他們以「陣地社工」的姿態,不分朝夕地在街頭上充當防暴警與示威者之間緩衝的角色,一方面在抗爭現場上提醒失控防暴警員的情緒控制,另一方面是照顧抗爭者的心理狀況。

隨著政權打壓加劇,多名社工於街頭上被控以「阻差辦公」甚至「暴動罪」。緩衝角色一旦失去,使得社會矛盾對立越趨激烈,陣地社工的工作亦比以往更高風險,然而社工並沒有放棄介入,並由街頭轉向後勤支援角色。

陳虹秀:應該要做就去做

陳虹秀,在2019年8月31日被捕,被控「暴動罪」,案件的司法程序展開後,法官在2020年9月29日,裁定不接納案件表證,陳虹秀獲 即時撤銷控罪)。本身面對有機會被判數以年計的刑期,筆者當日直接問陳虹秀:「你驚唔驚?」「我嘅大前提,係諗我應唔應該做同埋我能唔能夠做,如果應該又能夠就會去做。」陳虹秀堅定的回答,她亦在過去一年,以「陣地社工」身份彰顯「應該要做就去做」的價值。

問到陳虹秀自己為何仍然堅持走上街頭以及是否擔心未來的判刑,她表示身為陣地社工,清楚自己正在做甚麼以及將會有甚麼後果,「只係無諗過比人告暴動。」但陳虹秀仍堅信「只要你應該做,可以做就去做,佢真係要拉你,呢個係佢嘅選擇。」

你眼中的社工是甚麼?

陳虹秀回答:「以前做ww(福利工作員)果時見到啲社工咁都得。我聽到唔合理會出聲,有道理就會聽,會問亦會搵答案求真。社工唔會無錢食飯,最壞情況都係拎綜援,但社工要知自己有咩應該做有咩唔應該做,當服務對象有權益被剝削,要出聲話比佢地知,呢個係底線。」

社工身份對你而言,是否一個包袱?

問到社工身份對自身有否做成限制,陳虹秀坦言以往抗爭者在現場「播歌」時無法跟住唱是最難,目的是為了保護社工這個角色,避免被介定為參與者。「即使你叫我傳下物資,我都要拒絕。」但她亦表示這是自己選擇的路,對她而言,社工最重要是捍衛被捕人士基本人權。

劉家棟:社工係為咗回應社會需要而存在

另一位因運動被判刑社工是劉家棟,在2019年7月27日被捕,被控「阻差辦公」,並在2020年6月17日被判入獄一年,正在等候上訴保釋期間。家棟給予筆者第一印象比想像中「文青」,甚至陳虹秀亦覺得家棟「比想像中細個」。但政權打壓的對象並不分年齡與性別,家棟同樣以執行社工工作時的身份被捕,亦成為第一位在運動中被判刑的社工。 

首位陣地社工被判刑

劉家棟在判刑前,本身並未預期會被判即時入獄,直至身處在荔枝角收押所被剪去長髮,才發現所預期的並沒有發生。「本身以為果晚可以返屋企食飯,結果返唔到啦。」獄中的日子,家棟認識了不少同路人,有手足對他說「判一年,輕鬆啦,最多咪八隻(即八個月後就能出獄),我預我自己判四年。」

獄中與手足同行 保釋後繼續支援

還押的手足看似輕鬆面對,但家棟表示,其實很多抗爭者進入司法程序時,並沒有得到太多支援,需要的支援不一定是經濟上,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支援。這亦促使家棟在本身工作完合約後,到好鄰舍北區教會中任職「被捕支援社工」一職。

在任職被捕支援社工後,就更落力進行在囚人士支援工作,「試過有一單案,被判刑位手足係照顧者,屋企得佢一個經濟支柱,就算刑期唔長,其實都好大影響。」同樣經歷過獄中感受,更能明白刑期長短並不單單是一個數字,而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故事。

面對判刑上訴 有否不安與擔心?

對於未來案件上訴,筆者問劉家棟會否感到擔心,家棟語帶苦笑表示:「我單案都無得擔心㗎啦。」面對未來不安,或許並沒有太多期盼,只能想辦法讓今天好過點,活好每一天。

——————————

以往社福界予人感覺「維穩」,靠制度內的資源分配,透過個案工作將服務對象「融入」社會當中,社區工作在近十年漸漸沒落。在反送中運動下,街頭以及社區大小事的抗爭更令社工反思「社工何價」。

因為運動重新定義社工證

劉家棟覺得這一場運動已經引起整個社福界的一場革命,縱使政權壓迫,香港的社工仍然想盡辦法透過自身專業,支援運動以及所有抗爭者,運動與社工並沒有斷開關係,因為運動,重新定義了社工證,因為社工,使抗爭者不感孤單。

中共點名清算社福界 社工專業何去何從?

陳虹秀則覺得社會工作者的角色,是因應社會議題而轉變,有怎樣的社會,就需要怎樣的社工。在政府清算各界別成風的年代,社福界近期被點名為要整頓的「三座大山」(包括法律、教育、社福)其中一座,確實是一個危機。但在危難之中,更需要捍衛自身專業,堅守公義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