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港企拖欠遣散費及工資急劇惡化
港交所缺乏透明度 上市公司欠監管

職工盟於2016年10月12日舉行「2015-16年度內地港資企業勞權調查報告」發佈會。
本年度報告撮要如下:
【按此查閱整份報告】



主要調查結果:

1.      集體維權個案大幅增加3成:由2015年5月至2016年4月期間,職工盟共收集到32宗港資廠工人於內地集體維權的有記錄個案 (工潮),接近4成半個案有發生罷工,其餘為大型勞工抗議事件。與往年調查相比,有記錄的集體維權數字大幅增加近3成,這與港企管理層多重違法及勞資糾紛的拙劣處理手法有關。工人在追討無門的情況下,被迫發動罷工或其他集體維權行動,迫令資方進行協商,或向政府施壓協助處理被拖欠的法定勞動報酬或賠償。
2.      6成工潮分別起因於逃避遣散費拖欠工資且蔓延至多間香港上市公司:近六成(19宗)集體維權個案與港企逃避遣散費(內地稱為經濟補償金)有關,因拖欠工資作為其中一個引發集體維權個案的起因,亦同樣佔六成;當中超過五分之一逃避遣散費的個案屬香港上市公司屬下的子公司。與往年情況相似,港企以各種違法或取巧的方式,包括利用企業遷址、轉型、以長期拖欠工資或其他違法手段逼迫員工「自願離職」,以逃避或減低遣散費的賠償金額。因拖欠工資而引發的集體維權個案,與去年4成比較,則大幅增加近兩成。
3.      受影響工人估計約5萬人: 32宗被網上媒體成功記錄下來的集體維權事件,受影響的工人估計涉及約5萬人。由於共產黨中宣部早於2010年5月28日已禁止內地傳媒報道或評論罷工事件。未知的工潮,不知還有多少。
4.      97工潮起因於違反與勞工權益相關的中國法例:在多個集體維權個案中,港商都多重犯法,同一企業同時不賠遣散費及拖欠工資的情況,已佔了整理集體維權個案的四分之一。
 
 
調查報告的重點:
1.      香港上市公司如德昌電機、皇朝傢俬、雅視光學、中華媒氣、互益集團等等只利用企業社會責任為形象工程:超過兩成集體維權個案的涉案企業由香港上市公司持有或是旗下供應商,例如雅視光學在其2015年年報中聲稱,「深明僱員乃重要資產⋯⋯支付具競爭力的薪酬方案」。然而,該集團的位於深圳的子公司雅駿眼境製造廠卻於2015年3月因工資過低爆發罷工,並於翌年4月因4折賠償法定遣散費及少供社保而再次引發罷工。企業社會責任對港企來說,只是用來掩飾其侵犯勞工權益的事實。
2.      工人的知情權被蒙蔽:港企有系統及有計劃地利用各種違法及取巧的方式規避勞動合同法規定的經濟賠償(遣散費)及拖欠工資,意圖減低在經濟增長放緩及廣東省產業升級政策下,轉型、搬廠或結束業務的成本。很多受影響的工人在關廠那一刻才得知消息。加上地方政府部門偏袒資方,在工人罷工或集體上訪時,出動大批公安暴力打壓;部分欠薪個案,工廠在倒閉後,政府部門回絕工人全費討償,工人僅獲政府安排折扣支薪或賠償。工人追討遣散費及被拖欠的工資,困難重重。
3.      政治打壓致寒蟬效應阻嚇內地勞團處理維權個案:自去年12月廣東省政府對廣州勞工團體進行了大規模打壓,勞工維權人士如曾飛洋及朱小梅等被刑事判決,開啟了勞工團體工作者因組織罷工而被大規模刑事化定罪的先例。近月大型勞工集體維權事件網上系統性的個案記錄已很少見,職工盟相信,這與部分活躍勞工維權人士被打壓,處理集體維權個案的勞工團體減少有關;另一方面打壓亦造成了寒蟬效應,其他勞工團體在組織工人集體維權上受壓,而低調處理勞資糾紛。
4.      港交所對上市公司監管缺乏透明度及過於寬鬆對中國工人及小投資者都缺乏保障(詳情請參考第27頁至35):
a.           政策制定方面:去年7月,港交所檢討上市公司資料披露規定,其諮詢文件稱為「檢討《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下稱《指引》),提出將部份上市公司資料披露的責任由「自願性質」提升至「不遵守就解釋」。職工盟曾在諮詢期內遞交意見書,然而,港交所並未堵塞我們在意見書內指出的漏洞。在勞工方面(屬於社會範疇內)的資料披露過於寬鬆,沒如環境範疇般設立強制披露的績效指標,亦沒有制定改革至強制披露的時間表,更沒有設立罰則,對上市公司遵守資料披露規定沒有阻嚇性。
b.          政策執行方面:職工盟曾去信港交所投訴上市公司違反內地法例。然而,即使患重病的工友親身前來香港,港交所仍拒絕會面,並回覆職工盟投訴個案未有嚴重違反上市公司條例或實際操作,不會影響投資者在市場的信心,故不接納投訴。但港交所並未說明調查過程及如何評估嚴重的準則,過程相當封閉,港交所能否鼎持公眾利益,持平、公正地監管上市公司成疑。
5.         跨國品牌違反國際協議情況普遍:是次調查發現,近七成二(23宗)發生集體維權事件的港企,都是多個跨國品牌的供應商(例如UNIQLO, H&M, Zara, Disney, Adidas, Walmart等),且起因於違反與勞工權益相關的中國內地法律,例如《中國勞動合同法》及《中國社會保險法》等。當中至少六成半﹙65.2%,共15宗﹚跨國品牌的港資供應商在工人發動工業行動(罷工或其他集體維權行動)時,侵犯工人的勞動三權(即組織權、罷工權及集體談判權)至少一項或以上,違反了《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其餘近三成半個案,則因資料不詳而無法得知他們的勞動三權實況。跨國品牌的企業社會責任屬文宣多於實踐。未來職工盟將運用國際機制,例如向經合組織的國家聯絡點投訴跨國企業違反《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有關勞工權益部分,向國際品牌施壓,以保障中國工人的組織及集體談判權利。
 



 

 
職工盟要求

 

跨國公司:
1.      切實執行《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及其公司內部製定的《供應商行為守則》,確保供應商給予工人合法及合理的勞動待遇;
2.      中國的《工會法》及《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已列明企業必須與僱員進行集體協商,《國際勞工公約》及《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更清楚列明工人擁有自由組織工會及集體談判的權利,跨國公司不得讓供應商以設立電話熱線或單對單與工人個別會面取代集體協商;
3.      當跨國公司接到投訴有關其供應商違反中國勞動法規時,跨國公司不應只聽取供應商單方面的報告,而應親身進行獨立調查,了解事情真相;若供應商與工人代表進行集體協商,跨國公司甚至可委派代表出席,督促及確保供應商回應工人的合理及符合中國勞動法規的訴求;
4.      嚴禁供應商借助警力暴力毆打或隨意拘留甚至刑事起訴和平罷工或參與其他集體行動的工人;
5.      應嚴格督促供應商依法賠償工人的遣散費、拖欠的工資及補繳多年欠交的社保供款。若工廠沒有足夠財力,每年賺取巨利的跨國公司應該負擔相關費用。跨國公司應嚴禁供應商以地方政府行政機關的執法權限,或以政府機關隨意定立的指引,法例實則沒有列明的定義,聲稱企業沒有違法而逃避遣散費及社保欠款。
 
 
內地政府:
1.          立即釋放被無理拘留、檢控及囚禁的勞工維權人士;

尊重工人的組織及結社自由。職工盟已協助國際工會聯合會向國際勞工組織遞交有關中國違反組織及結社自由的投訴。未來職工盟將運用國際機制,繼續監察中國政府,以保障中國工人的組織及結社自由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