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士工潮一週年 中國特色的拘捕與羈押制度

2018年7月,深圳佳士科技爆發工潮,引發出2018年下旬一連串針對參與、聲援事件人士,甚至其他勞工維權人士的打壓。事件發生至今已經一年,這篇文章除了與各位回顧事件的發展外,亦在此探討中國政府如何透過一些刑法手段,對待被捕的維權人士。

2018年5月,佳士工人就著企業的刻薄待遇,向坪山區總工會尋求協助,獲工會建議籌組工會,並在街道工會的指導下開展籌組工會工作。可是,去到2018年7月12日,佳士管理層聯同坪山區總工會副主席黃建勛等工會工作人員,約見工人領袖米久平,指工人組建工會的行為違法。同年7月20日,米久平、劉鵬華等7名參與組建工會的工人被佳士解僱,又被佳士安排的保安和警察用暴力對待,最後被警方拘捕,於7月21日獲釋。之後建會工人和其他聲援人士多次抗議要求復職,直至7月27日,工人再次抗議要求復工被警察以涉嫌「尋釁滋事罪」為由帶走,而在當晚前往聲援工和家屬也一併被帶走,引來各界的關注,並有大批左翼學生前往聲援。8月10日,在抗議現場了解情況和表達支持的打工者中心職員付常國,被警察拘捕。8月24日,由聲援佳士的學生和不同人士組成的「佳士聲援團」,住處被公安破門進入清場,令佳士工潮結束。

不過,2018年8月24日清場後,各地的左翼學生和馬克思學會成員持續受到打壓,並且有不少參與聲援或動員的大學學生及畢業生持續被政府騷擾和拘捕。到2019年1月,關注湖南塵肺工人的網上媒體「新生代」主編楊鄭君,和張治儒、簡輝、吳貴軍等5名活躍於深圳的勞工維權人士分別被捕,令被捕人士的清單擴展至與佳士事件無關的勞工維權人士。截至2019年7月27日,中國政府先後拘捕了過百名佳士聲援學生、社工團體人員和勞工維權人士被中國政府拘捕,當中「新生代」編輯危志立、付常國、「紅色參考」編輯尚愷、聲援團成員之一顧佳悅、社工團體創辦人賀鵬超等多名人士,被有關當局以「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方式羈留,狀況令人關注。

 

根據中國刑法,警方由扣押嫌疑人至提交上檢察院批捕,一般而言整個過程的期限為37天,而檢察院如認為事件需要警方進行更多搜證,可發還案件予警方要求調查最多兩次,每次為期一個月。換言之,單單是在搜證階段,被羈押人士最長就可能要面對逾3個月的拘留。


危志立

可是,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三條:「對於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在住處執行可能有礙偵查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執行。」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下被羈押的人士,最長需要在公安人員身看守下,帶到指定居所關押6個月。外界一般會認為措施等同軟禁,但事實上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期間,律師、家屬通常都無法與被羈押人士聯絡,而且連他身處的位置也無從得知,與失蹤並無分別。另外,由於律師、家屬等無法與被捕人士聯繫,在不少相關個案中都有被囚禁人士表示,期間遭受到警員用酷刑虐待。再者,根據法例,警方須要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實施後二十四小時內,通知當事人的家屬,但事實上有許多情況,都是家屬在前往拘留所探望時,才發覺被捕人士不在其中,多方查問後才知道原來被捕人已被安排「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由於安排不需要經過法院,執行上的監察又全權落在檢察院上,近年「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成為警方拘押異見人士和維權分子的經常手段。如警方用盡37天刑事拘留期限,案件又先後兩次由檢察院發還偵查,加上「指定居所監視居住」,被捕人士在正式審訊前就可能要面對長達9個月的拘禁。


張治儒

當近年中國強調「陽光司法」,中國的刑法卻為警察和國安以酷刑虐待被捕人士,提供最大的便利。即使是在「陽光」之下,未審先囚9個月,令他們斷絕與外界聯繫的安排,對被捕人的精神負擔和折磨非常嚴重,以此對付為維權人士更是可恥。他們所做的,都只是維護人民依法應有的基本權利,卻遭受到最無情的對待。中國政府必須取消「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做法,尊重被捕人士與家人、律師會見的權利,停止酷刑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