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工救港--時代革命下的醫護罷工

自農曆新年起,醫管局的醫護人員便忙於「排隊」,因為他們將要參加一場史無前例的大戰。他們「排隊」加入醫管局員工陣線,長龍由位於威特大廈九樓的學聯綿延至旺角道街頭,逾二萬人加入工會。他們「排隊」投票,四小時之內有三千多人通過罷工議案。他們「排隊」點名,連續五天罷工,持續有逾七千人「罷工救港」。上醫醫國,醫護人員為香港人打響了工會抗暴的首場戰役,展示了罷工作為抗爭手段的可能性,更在社會政治運動中顯出其角色。

醫管局員工陣線(下稱「醫管陣線」)平地一聲雷,成立僅幾個月,連銀行戶口也未及啟用,便要披甲上戰場。在時代革命脈搏中成立的工會,最能緊扣戰鬥的時機。醫護界在2019抗暴運動中,早就是「核心職業」之一。醫護人員將一個個被黑警暴打的手足送入醫院,下班後又參與走在前線的急救工作,中港政府暴政對港人的壓迫以最血腥的手段呈現在他們眼裏。「醫護界」在運動中從不缺席,分別在八月、十月發起集會譴責警暴,又於九月與「跨界別」聯合發起罷工集會。這段時間又有在各醫院大大小小的集體行動﹐在時代革命裏,醫護人員訊速政治化。到了十一月,部分「醫護界集會」的組織者發起組織工會,意圖將零星的醫護力量匯集成為組織,成立了醫管局員工陣線。

時代革命錘煉出戰鬥工會

2019抗暴運動啟動了香港人勞工身份的主體意識,「大三罷」成為了運動中最終極手段的想像,「為何無法大三罷」也成為了很多手足心中急於解決的難題。TG 頻道「二百萬三罷聯合陣線」為這個問題提出的答案,便是「組織工會,全面罷工」。一時之間,成立工會成為了運動的「支線任務」,而「主線任務」自然是「入工會,大三罷!」(元旦遊行工會旗隊的口號)

「組織工會」是為「大三罷」找答案;「醫護界telegram」轉化為醫管陣線,則是為醫護人員發動工業行動的權利找出路。醫護界基於對病人照顧的責任和職業倫理的約束,一般都難以用罷工的手段爭取權益。即便是抗暴運動中的醫護界別,也基於同樣的倫理﹐需要「先旨聲明」醫護人員難以與其他行業同時罷工。然而,醫管陣線的成立,打從開始就要挑戰這樣的價值觀,拒絕醫護人員繼續被道德綁架。早於12月,醫管陣線對工業行動的立場,便引起醫管局主席范鴻齡的注意,公開聲明「不接受醫護工罷工」,更聲言「嚴肅跟進」。

醫管陣線的鮮明立場,令他們在云云醫護界工會之中別樹一幟,也令他們在這次「時代抗疫」之戰中,掌握到醫護人員的憤怒和能量。可以想像,在醫院資源與人手嚴重不足、政府在1月底仍遲遲未有任何跨境人流管制措施之下,不論有沒有工會,醫護人員的憤怒必然會激起。在醫管陣線正式發動罷工之前,多間醫院的醫護人員分別已發動集體請病假等前哨式行動。然而,正因為「時代革命」期間,醫管陣線成立了,他們為醫護人員發動罷工的合理性提供了論述和方法,在武漢肺炎爆發的一刻,工會把握到機會,令醫護人員的憤怒注入工會,用新的形式再度爆發出他們對制度的不滿。五天罷工令醫護人員的炮火不止於零星出現的兩格新聞,而是匯集為香港史上未見的「罷工核彈」。

這一場「抗疫罷工」不只有醫管陣線在奮戰,同時也有各大工會的參與。早在1月23日,醫管陣線就召開記者會,向政府「下戰書」,要求1月28日前封關,否則發動工業行動。翌日,各大工會召開記者會,發表「防疫五大訴求」,同時表明支持醫護罷工。由各工會的「防疫五大訴求」到醫護罷工的「五大訴求」,都將要求政府封關防疫的政策訴求,與僱員在職場的職業安全綑綁在一起。一方面,這使得工會的工業行動是「針對僱主」,更加出師有名,亦符合法例上對於「罷工」須與勞資糾紛相關的定義;另一方面,這又是一場針對政府的政治罷工--因為若果政府不封關將病毒源頭堵截,無論醫管局再提供幾多防護裝備、幾多隔離病房也是枉然。由此,「五大訴求」將罷工中的政策要求和員工的實際需要扣在一起,罷工因此既是政治罷工,也是經濟罷工。「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的口號借用,更加強化了新工會「不忘初衷」的政治色彩。

是勞資糾紛,也是政治罷工

醫護罷工展示了「組織工會,發動罷工」的可能性,同時亦為香港人演練了一場政治罷工。在醫管陣線召開會員大會動議罷工之後,不少新工會都同時召開會員大會,號召罷工。同為醫療界的工會如言語治療師總工會、物理治療師總工會都先後通過罷工動議。而白領同行工會、資訊科技界工會亦在醫護罷工期間發動罷工。在罷工五日之後,各行業的新工會都繼續在特別會員大會通過議案,推行進一步防疫工業行動。整個工運形勢也影響到既有的工會,港龍空勤人員協會便於2月8日通過動議,要求港龍全面停飛中國航班,否則有機會發動罷工。新、城巴職工會也躍躍欲動,試著在會員間收集「投名狀」,按形勢發展發動罷工。

由宣布罷工計劃到罷工的一周,各界別工會在香港各區帶動「與醫護同罷」的訊息,在各區擺街站、派發白絲帶。工會理事和義工設立了長長的罷工物資生產線,撐起罷工的聲勢。工會之間的串連與團結,在「罷工首戰」中得以建立,將會是工會戰線日後重要的基礎。

醫護「罷工救港」和新工會戰線所展現出的的「新」,並不在於其鮮明的政治立場,而在於其介入政治矛盾的方式。「防疫罷工」的思路的重要性,在於工會介入香港當前最重大的政治矛盾之中,並以工業行動為手段回應暴政。由是,工會在這次「封關之戰」之中,扮演了重要的推動角色,而不止於「就議題作政治表態」。工運的(再)政治化,亦應循此路往,時刻介入到當前的政治矛盾,並時刻將之連結到職場議題,加以發揮,令兩者互相結合。

新工會戰線的發展,將會填充香港人主體身份當中過往被忽略的政經議題;勞工主體的形成,將會豐富主體性的內涵--「命運自主」的意思,將不止於爭取一人一票雙普選,也在於我們生活上、職場上的「命運自主」。工會的權利之戰,亦將成為香港人的主體之戰。

醫管陣線主席余慧明在罷工最後一天如此說道:「未來,我們更會紮根於每一間醫院,發展每個地區的工會分部,於每一個聯網、每一個部門建立代表性,繼續為醫護人員的安全而努力。」讓我們期待一個富有戰鬥力、更具組織性的醫管陣線。

作者:鄧建華|節錄版刊《工盟團結報#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