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港民間社會空間勢將崩塌! 港府強推〈逃犯條例〉修訂 引渡港人去中國黑獄

在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近日最用心推動的法案,非《逃犯條例》修訂莫屬。議案在提出僅僅一個多月,未經廣泛諮詢,便提交上立法會進行首讀、二讀。政府指出,議案旨在令一位懷疑在台灣殺害女友的香港男子,引渡至台灣受審。

港台雙方並沒有雙邊引渡協議,因此未能向台方引渡疑犯,然而港府提出的議案卻不止於針對台灣當地。政府在修訂草案中提出了兩項建議,一是容許將在港逃犯移交給中國其他地方,;二是將啟動引渡機制的權力,收歸特首一人。林鄭司馬昭之心,可說是路人皆見。法案並非為了引渡殺人疑犯而提出,而是為了大開引渡犯人往中國大陸之門。

《逃犯條例》的修訂無疑是將港人人權置於險境,而對於一眾在港支援中國人權、勞權的組織,更是首當其衝。2018年8月,在佳士聲援團被中國逮捕的同時,《新華社》刊登了官方對佳士工潮的定性,文中指控「勞動力」為「外國勢力」,是香港勞工團體首次面對這樣高層級的政治定性。香港團體「勞動力」和深圳團體「打工者中心」之間,只是一般的合作、培訓關係,為中國南方的農民工提供勞工諮詢和教育服務。這樣的關係也被中共喉舌上綱上線,假如中港之間可以引渡「犯人」,中國政府自能以不同名目,向特首要求引渡這些「外國勢力」。

在現行機制下,港府以《逃犯條例》引渡疑犯往其他司法管轄區時,立法會有權審議該管轄區的司法制度是否符合人權,以決定是否容許引渡。在修例之後,立法會的角色完全被廢除,特首將獨攬啟動機制的大權,而法院亦只能考慮移交安排是否符合程序,例如指控在兩地皆為罪行、刑期至少12個月及有表面證據等。缺乏了立法會的角色,移交安排的人權問題根本無人可以把關,公眾及傳媒亦無從監察。

「犯中國法」不須在中國境內

而大律師公會的聲明亦指出,當出現香港及中國法院同時有權審理一案件的情況時(並存的司法管轄權),現行法例並沒有清楚界定哪個法院有優先審理權。換言之,假如中國法院宣稱對一跨境案件有管轄權,即使該案可以在港審理,港府仍可將「疑犯」引渡到大陸審訊。

整治「外國勢力」,是中共念茲在茲之事。2017年實施的《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辦法法》便是中國規管非政府組織(NGO)的寶劍,法例實施之後,在中國運作的NGO都在不同程度上落入中共的管制,或者自行切斷對外的聯繫。香港的勞工團體在法規之下,要成功注冊、「合法經營」,幾乎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說,中國政府透過立法,將這種團體的工作間接地定在非法的範圍。

在中國依法運作的NGO工作者,不時被安插不同的罪名,由「尋釁滋事」到「顛覆國家」,一個一個被關入大牢。關押犯人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門,被捕的維權人士,往往不明不白被關上幾百天,無權見律師,無權見家人,也沒有人知道他們被關在何處。《逃犯條例》修訂之後,中共只要隨意安插罪名,便可以引渡港人到中國受審,而他們自然不會有甚麼權利可言。

《逃犯條例》的修訂不止引起人權組織的憂慮,連香港商界也是憂心忡忡。在商界的壓力下,港府竟特別豁免九項「經濟罪行」。商人犯罪竟獲特殊對待,這正正反映了,今日的一國兩制,只為商人而設。中港司法體系進一步融合,兩地公民社會的工作,勢將更加難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