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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旁人,又不是旁人】 訪尼泊爾家務工組織者N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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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21


 

訪問Nami之時,正值她在理工大學的考試期,在離期末最後一場考試三天的這個空檔,她與我回顧過去兩年為工會工作的心路歷程。她今年才二十歲,興許是職工盟各工會最年輕的組織者。在香港「搞運動」青年當中,她總帶著少見的笑容和無比的樂觀,在人的工作中,她感受到組織者的知趣。

 

Nami的外公曾在港當「鋸架兵」,因此她的一家都在香港落地生根。在香港出世的她,跟很多基層少數族裔一樣,因為家貧,童年在尼泊爾的叔伯家度過。到小學三年級,父母才帶她回香港。這也讓Nami對香港、尼泊爾兩地的生活狀況有深切的瞭解。她在基層家庭出身,父親是地盤工人,母親則在理髮店「幫人洗頭」,有一個小她七年的弟弟,家頭細務,「自然而然」,都由她兼顧,自小便擔當半個「母職」。

 

父母的種姓不同,不算「門當戶對」,在祖家是會招人話柄的。在尼泊爾的童年,Nami並不過得順遂,無論參加哪一邊的慶典活動,都被視為旁人,「所以我從不覺得自己歸屬於那一個姓」。與父母分離,又寄人籬下,即使身處「祖家」,也未必有家的感覺。那時,她最親的是外婆,但家人未必喜歡她去探望。

 

父母結合,打得破封建規範,家規還是保守得很。在她口中,「香港華人家庭」進步得很,女生只要過了十八歲就沒人管,夜晚出門總沒有規限。我心裏想也不是啊,但沒有反駁,心知「華人家庭」的開明形象,其實是反映她對理想家庭的投射。況且,即使有類似情況,抹去當中的差異,未必有意義。

 

身在尼泊爾是「旁人」,「回到」出生地香港又如何?Nami由小學到中學,都就讀少數族裔為主的英語學校,讀書、生活的空間,華人反而是少數。這令她直到入讀港大社區學院才感受到遲來的「文化衝擊」。原來港人食譚仔、飲貢茶、吃點心,這通通沒有出現在她十八歲以前的生活,活像在平行世界一般。

 

應徵搞工會 毫無頭緒


天空的浩瀚讓移民家庭出身的Nami心生期許,中學畢業之後,她入讀港大專業進修學院HKU SPACE,攻讀航空學。與此同時,她覺得是時候工作賺錢了,恰好這時她聽說有份兼職工作,「重點是只返周日」,她如此說道,未問情由,便應徵去當尼泊爾家務工工會的組織者。

「我沒想到自己會被選上,因為我那時沒有什麼工作經驗」,Nami戰戰競競,還是被選上了。工會組織者的工作,當然不可能「只返周日」便可以概括。「我連什麼是工會、什麼是周年大會、工會選舉都不知道。」她補充:「不過,我的性格就是這樣的啦,硬著頭皮,沒有什麼學不會。」在家庭、在社會的邊緣位置,讓她早早學會自立。她好快與工會的理事打成一片,姊妹待她如女兒。

 

與姊妹同行 更清楚人生方向


像很多小孩,「小時候,我的夢想很多,當飛機師啦、舞蹈家、結他手什麼的,你知道,我什麼都學,每當掌握一件事,便以為自己要做那件事。」她接著說,「但每當我幫人,我感受到真正的快樂。當我聽到她們的故事,我會跟她們一起哭、一起笑。在工會的工作,令我更清楚自己要往什麼方向發揮。」

一次,Nami陪工友去勞資調解會議,一輪交鋒,工友終取得全數的相應賠償。臨別時,這位工友握著她的手,語重心長,「原來她的丈夫中風,這筆錢成了她的及時雨。」她憶述,「每一個工友,背後都有很長的故事。」然後她發現,在港工作的家務工都很孤單,在組織的過程中,即使是短短一兩句的whatapps問候,讓她們感受到關心,都有莫大意義。

 

將工會聲音帶上國際層面


2017年10月,Nami參加東盟第十次移工論壇。席間,她要代表工會發表演說,向東盟十國的代表、國際勞工組織和公民社會講述香港家務工工會的組織手法和倡議成果。

「我緊張極了,過後我才發現,我做得到。」的確,那次演說,她獲得了不少掌聲,在演講台上,她呼籲各國代表重視家務工的聲音,讓她們組織工會、將家務工視為正規勞工、讓她們放假!國際勞工組織的研究顯示,兩個東盟國家中,近60% 外籍家務工沒有每周休息日;在亞洲,61%家務工不受勞工法保障、只有3%有與其他工人同等待遇。 對於在席不少官員而言,這位來自香港的尼泊爾少女提出的建議,是天方夜譚。

 

工會是令人們進步的場所


這兩年來,她觀察到工會的轉變,和她一樣多。工會姊妹的能量讓她驚艷,「有些工會的積極會員,幾乎每人都可以當起獨當一面的領袖。」當然十隻手指有長短,並不是每個工會都一樣水平。「但工會是一個讓人進步的地方,令人可以改進自己,向目標進發。我覺得,工會對於目標的追求,是很進取的。工會的團結和決心,的確可以改變一個人的生命。」

正是Nami自小當「旁人」的性質,她界乎在不同身份、族群之間,又穿梭在不同地域居住、生活,讓她更能對在港工作的家務工產生共鳴。香港之於她不算是「暫居之地」,但外籍家務工身在異地的飄泊、少數族裔在港面對的歧視、還有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她與工友之間,都有著共感。也就是,她與工會一起成長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