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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消失的檔案》映後座談會
六七暴動:香港自主工運的轉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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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23


撰文>蒙兆達、吳智健


六七暴動五十周年,導演羅恩惠的紀錄片《消失的檔案》,訪問多位暴動親歷者的回顧,更披露不少鮮為人知的解封文件,讓我們有機會重回歷史現場。職工盟今年4月25日舉行《消失的檔案》電影會,八十多人參加,並請來時事評論員程翔和工運研究者梁寶霖分享感想。

 

社會的三大矛盾
程翔分析香港戰後三大矛盾,包括華人受到的差別對待,貧窮嚴重及政府貪腐,形成暴動發酵的土壤。但這些民怨是否足以釀成五個月的暴動?程翔認為,1966天星小輪加價觸發的騷亂,幾天後便無以為繼。將此事與六七暴動比較,他相信親中勢力介入的外因更加重要。

 

暴動起落,在中共股掌之間
正如影片所說,自1966年文革開始,批鬥奪權的手法首先滲入澳門。「一二三事件」後,香港左派派人到澳門取經。其後工潮漸多,但工人卻不讓勞工處介入,又將毛語錄掛口邊。程形容當年奪權氣氛漸濃,港英又不似澳葡軟弱,結果香港左派升級,發展為「城市恐怖主義」:大肆動武、公佈暗殺名單、對異見者實行民族紀律制裁(二戰時對漢奸的刑罰)。批鬥為綱、人命次之的思維植根「左派」腦海,無怪乎他們至今仍自覺燒死林彬是正義之舉。


除了手段,中共取態令運動急劇變化,足證外因重要。程指出,暴動之初,中國政府以大量人力物力支援香港「左派」,令他們相信萬事有祖國撐腰,於是一往無前。直至後期中國政府立馬叫停暴動,結果便如影片中受訪的時任見習督察陳欣健所言,情形有如「關水喉」,一覺醒來暴徒就無影無蹤。

 

六七後「談左色變」
暴動完結之初,社會仍然充斥著對工會濫殺無辜的恐懼。六七後參與工運的梁寶霖憶述,當時流行有種說法,「寧要飛仔,不要左仔。」,可想而知社會如何害怕左派。這亦自然令人對工會避之則吉。時值左右派政權所扶植的工會都不成氣候,於是宗教背景的團體就開始投入勞工服務,例如勞資關係協進會、天主教工教職工會及基督教工業委員會。


三道板斧 重建工會
勞工組織要洗脫「工會是共產黨派來放炸彈」的印象,梁寶霖總結有「三道板斧」。首先是勞工教育、製作周報,發放勞工相關訊息以糾正工人對工會的誤解。其次是介入勞資糾紛。當時左派不得人心,好多工潮都不能出面,令自主勞工組織更易介入,高峰時勞工小組遍佈港九,隨傳隨到。過程中既可爭取工人應得權益,也從中重建互信。最後是勞法修訂,不論幾時,剝削總會存在,爭取修訂法例可長遠保障工人。就這樣,工會開始擺脫暴動的陰影,建立爭取勞動尊嚴的形象。


工人自主 守護尊嚴不再沉默
雖然踏出了第一步,但唯有群眾基礎,才能令工人組織走得更遠。梁寶霖表示,要有效擺脫政權,莫過於業內工人自己團結發聲。例如協助事主討回權益後,便鼓勵他們將工會理念帶回職場,更藉此籌組首批自主工會,形成日後成立職工盟的重要骨幹。